28年前，師培軼帶著迷茫走進這片荒原，四周寂靜得只能聽見風吹動野草的聲音。
如今，周圍四散著天南海北的游客，講解聲、快門聲、驚嘆聲此起彼伏——這片沉睡了太久的土地，終于被世界看見。
近日，記者對西夏陵博物館館長師培軼進行了專訪，聽他講述一群人，如何把青春寫進西夏陵保護和傳承的故事。
一座博物館的“生長史”
記者：你長期在西夏陵博物館工作，親身經歷了它的發(fā)展歷程，能不能和我們聊聊它的“前世今生”？
師培軼：1997年，我來到銀川西夏陵區(qū)管理處工作。那時還沒有西夏陵博物館，只在管理處北廂房西頭屋里展示著西夏陵的大幅油畫，在南廂房的一間大廳里展示著圖版、一個3號陵的復原模型，還有十幾枚錢幣、十幾塊滴水瓦當以及一個石雕力士志文支座，總共才30多件展品，就擺在商場賣貨用的那種玻璃柜里向游客展示。
如今想來很有趣，一到晚上，我們就得把所有文物收進一個一米見方的綠色鐵皮柜，再搬到南廂房最西邊的女生宿舍里存放，第二天再搬出來展示。今天游客看到的這座現代化的博物館，正是從那間小小的展廳起步的。
記者：如今的西夏陵博物館造型莊重、風格現代，吸引很多游客參觀打卡，它是如何一步步建設起來的？
師培軼：1997年8月，銀川市委、市政府部署加快西夏博物館建設。到了1998年9月23日，西夏博物館落成開館，展出了600多件文物。從那時起，銀川有了第一個市屬博物館，西夏文物終于有了正式的“家”，游客也從這里開始了解西夏的歷史。
現在我們所在的西夏陵博物館，是2019年6月12日建成開館的，是這次西夏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中最重要的建設項目，也是我國集中展示西夏歷史文化規(guī)模較大、展品最多、展示手段最為豐富的專題博物館。現在博物館的瞬時游客承載量約3000人，今年申遺成功，我們很可能會突破百萬游客的年接待量。
記者：如此大規(guī)模的陳列展示，如何搭建起來的？
師培軼：1999年至今，西夏陵區(qū)管理處陸續(xù)對全部9座帝陵、44處陪葬墓和1處大型建筑基址進行了本體加固與保護。尤其是2000年，我們對3號陵進行地表清理和加固保護，這次工作意義重大，出土了上千件文物。更重要的是，這次工作讓我們在遺產價值的認識、保護理念和闡釋能力都上了一個臺階。游客們特別喜歡的迦陵頻伽就是在這個階段發(fā)掘修復的，它以完整形象展出后，讓人們第一次看到西夏建筑構件的精美與豐富。
2015年9月，為配合西夏陵博物館新館遷建工程，在銀川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們一次性征集文物203件組，共征集西夏文物3797件，博物館西夏藏品量達到8700件，涵蓋銅鐵器、錢幣、唐卡絹畫、瓷器、石器石刻磚瓦、雕塑造像、文獻、官印符牌等。這次文物征集，為西夏陵博物館精彩的陳列打下了基礎。
記者：時間過去很久，為什么對這些數字記得如此清晰？
師培軼：我常開玩笑說自己是個“膽小怕事”的人。在文物保護和管理的崗位上，必須擔起責任，所以對數字必須敏感。2013年我任文物科科長后，跟著我的師傅布加和科里的同事邊學邊干，一點點摸清西夏陵的“家底”。文物復制、檔案管理、庫房搬遷、臨展文物點交、陳列布展，哪一項都容不得半點差錯，這些數字就在一遍遍重復、核對中刻在了腦子里。
游客的掌聲依然讓我陶醉
記者：今天聽你講解，內容特別精彩。和我們聊聊你與講解員這份工作的故事吧。
師培軼：2004年以前，我一直是全職講解員，后來開始帶講解員隊伍，直到2013年轉到文物科工作。早期的講解主要側重歷史和文化故事，盡量講游客聽得懂的內容，對文物本身關注不多。2019年新館建成開放后，情況變了——國家一級文物、二級文物大量展出，精品就擺在游客眼前，講解內容必須隨之改變。
現在，每一場講解都繞不開這些重要展品。我們要求講解員必須專門研究重點文物，查閱資料、深入學習后再向游客講述。
記者：在游客心中，你是讓人記憶深刻的講解員。那么從業(yè)這么久，有沒有讓你記憶深刻的游客？
師培軼：太多了。1997年，我第一次上崗講解。那天下午，兩名從西安來的大學生來參觀，因為他們免票沒有講解，我就鼓起勇氣帶他們參觀了展廳，45分鐘講解完，他們的掌聲讓我如釋重負。從那以后，我就愛上了講解。
1998年初春，20多位農民工兄弟拿著他們每人半天的工資，購買了西夏陵的參觀門票。我心里沉甸甸的，覺得必須講好才對得起他們。講解結束后，他們圍著我熱烈地鼓掌，那掌聲讓我終生難忘。
記者：回望過去，你和西夏陵博物館是共同成長的。
師培軼：是啊，28年過去了，我從講解員做到文物科科長，再到館長，身份變了，但有些東西沒變——我依然陶醉于觀眾的掌聲、認可，依然保持著對事業(yè)的熱愛和執(zhí)著，依然用全身心的付出去滿足觀眾的期待。申遺成功后，工作量成倍增長，每天的接待應接不暇，但我仍舊樂在其中。
高光屬于過去，前方未來可期
記者：從申遺成功到熱度逐漸回落，你的內心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
師培軼：我很幸運，經歷了西夏陵的許多高光時刻。每一個值得銘記的瞬間，都是西夏陵申遺成功背后的一個“點”。正是這些“點”，連成了這條漫長的路。
這段日子，我特別想念曾經并肩作戰(zhàn)的老領導、老專家、老同事——是他們的智慧、奉獻與堅守、前赴后繼，為今天的西夏陵申遺成功和博物館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比如一直關心指導西夏陵博物館建設的寧夏大學原校長兼黨委書記陳育寧同志，銀川西夏陵區(qū)管理處原主任王月星同志，曾在寧夏大學做兼職教授的湯曉芳教授，還有我每天相伴的同事們。所有人的付出，讓我感懷于心。
《為人民服務》里有句話：“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一直記得這句話，也常常想，這就是我們這個團隊最真實的寫照。
記者：從“神秘土丘”到“世界文化遺產”，西夏陵走了半個世紀。作為親歷者，你如何理解這份成功？未來，我們又應以怎樣的姿態(tài)守護好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師培軼：我想，沒有組織、沒有集體，個人的努力微不足道，更難以實現這足以載入歷史的一刻。1986年，3頂帳篷扎在陵區(qū)荒灘上，西夏陵旅游管理所成立，拉開了西夏陵保護和發(fā)展的序幕。幾十年的守護、研究、宣傳，一點一滴，萬事俱備，終于等來了“東風”——2024年1月，我國正式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了申遺文件。再到近日申遺成功，我作為工作人員，作為一個中國人，感到無比自豪。這是黨和政府帶領我們守護和傳承中華文化的最好見證。
申遺成功，是西夏陵送給寧夏的“大禮包”。但這份文化財富不只屬于寧夏、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
喧嘩過后，“潑天的富貴”怎么接住，需要我們再接再厲再探索。我一直記得一位前輩的話，“自己的孩子不能被別人抱走”。未來，我們自己管好、用好、講好西夏歷史文化和中華文明，這才是對歷史負責，對民族負責。（記者 秦磊 李濤 馬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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